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村落既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所系，对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意义重大。从南京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实践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传统村落蕴含的农耕文化、商业文明、淳朴民风等历史文化资源，涵养出乡土人才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扎根农业农村的精神风貌，进而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一些历史资源丰富的传统村落开始梳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并将其变成旅游资源，如溧水李巷和高淳西舍，充分利用新四军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江宁杨柳村打造金陵民俗第一村，高淳漆桥古镇打造金陵第一古村落；东坝利用东坝大马灯打造“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溧水诸家村举行“捕捞节”祭拜妈祖、挑选祭祀“头鱼”打造渔家文化；浦口江坂组围绕书画家林散之打造草书文化；江宁黄龙岘主打茶文化，打造“金陵茶文化旅游第一村”；浦口星甸街道九华村山滕组将茶文化与茶叶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江宁石塘则同时打好“竹”“茶”两张文化牌，用文化撬动山水资源，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新建青砖小瓦马头墙样式的徽派仿古建筑，结合其竹海自然风光，打造生态休闲农业旅游为特色的示范村。

挖掘南京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中还有不少问题。首先,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不足、意识形态高度不够，未转化成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资源。江宁佘村、杨柳和高淳漆桥等传统村落古建众多，更注重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但对类似于潘家祠堂、朱家祠堂、孔氏宗祠等蕴藏的传统乡土文化精神挖掘利用不充分，未能深入挖掘提炼出历史文化资源中能够培育乡风文明、提升乡村治理成效的元素，也未能将其运用到乡风文明培育和转化成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资源。其次，历史文化资源与产业融合度不高，乡村旅游设施利用率低。传统村落的第三产业相对单一，与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零售等方面比重过大，同类化程度高，缺乏自身特色；受节假日影响，游客数量不稳定，呈潮汐化起伏波动，当地人员就业稳定性也受其影响；民俗园、农家乐等附属的旅游配套设施在非节假日时期闲置率高，设施利用率不足造成整体投资回报率偏低，降低了投资和再投入的意愿。再次，历史文化资源被“景区化”，保护性利用或加速传统村落“空心化”。传统村落在古建筑保护上，存在新旧并存、新建仿古建筑多于传统民居现象，盲目打造景区，大部分是出于对门票收入的冲动，使传统村落失去了原住民的烟火气。保护性利用的途径有限，多数用于华而不实、不伦不类的小型民俗博物馆，游客重复消费概率极低。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的流失不可避免，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属性质，保护了村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但也固化了村民财产的流动性，影响了村民财产性的收益。

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地域特色文化。“礼失而求诸野”，无论中外，看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乡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因此，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将实现乡村传承国家民族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功能放在首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南京传统村落中的潘家祠堂、朱家祠堂、孔氏宗祠等蕴藏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去粗存精，将其中的优秀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比如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勤俭持家、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守望等，一方面培育乡风文明，提升村民精神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将其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资源，推进乡村有效治理。其次是办好捕捞节、庙会、灯会等传统节庆活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推进文化振兴与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在加快乡村发展的同时，必须根据自身自然禀赋，充分地发挥好乡村自身独有功能。侧重文化旅游的，除了大力发展民宿、餐饮等服务业和改善游客体验外，还要发展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历史文化资源有限的乡村，应引导原有的一些乡镇小型工业集中区进行合理转型，利用靠近大城市的近郊优势，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康养医疗、创意农耕体验等新型服务产业，既能建立城市的生态屏障、基础农产品供应保障，又能为当地居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渠道、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

拓宽城乡人才双向流动路径，促进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振兴的有序平衡。无论是文化振兴还是乡村振兴，关键都在于人。在一些传统村落逐渐“空心化”的现实下，传承中华文化以及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必须要让乡村保留充分的生气和活力。为此，一方面要筑巢引凤，创造乡村人才回归乡村创新创业的条件，系牢乡村人才留在本土本乡发展的纽带；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在当地的实施细则，提高农耕用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效率，积极引导愿意在农村工作生活的城市居民成为新村民，利用外来新村民带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气流量，活化已经在乡村沉淀的各种资源要素。朱庐宁 宋广玉